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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其人

最有名的称号为任公、饮冰室主人、卓如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个为郭沫若)。早年从康有为治学,在戊戌维新中与乃师并称康梁,先后领导强学会,办《时务报》,此时期重要文章有《变法通议》《新民说》。戊戌失败之后与其师分道扬镳(类比于章太炎、俞樾《谢本师》),去保皇而倾向于共和、进步,为进步党、研究系首领,先后供职于袁世凯政府、段祺瑞政府,被政客利用,此时期重要文章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战之后与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游历欧洲,作《欧游心影录》,文化上渐渐趋于保守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1925年宣布放弃政治活动,从事学术事业。因手术失误,享年不永。

梁启超在政治上为戊戌维新之巨头,在北洋政界地位显要;在学术上,为清华四大导师,于经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伦理学、哲学等领域都有不凡开创。经学方面他继承了朱次琦、康有为以来今文经学派、岭南学派之衣钵,于今古文经学、汉宋之学、清代学术之脉络有独到的研究,为中国新旧学术之过渡者;文学方面,一人打天下,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历史学方面,开创“新史学”一脉,比鲁滨孙早十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与“新汉学”纠斗百年;新闻学方面为《时务报》主笔,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舆论界之娇子;社会学方面,受到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影响,由“合群立会”出发去,开创社会学和社会史一脉;宗教学方面于佛典(《佛教研究十八篇》)、基督教等颇有研究,法学(《梁启超论宪法》)、伦理学和哲学思想散见其著述之中。其治学总体上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比较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由政治而经济,由社会而法律,由学术而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由西化到保守,以佛学格义康德学,将先秦思想、佛教思想与近代西方学术(康德奠定现代性的基础,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伯格森生命哲学)结合,重视科学主义,但一战之后也重视人文精神。

陈平原先生称赞其为:能够敏感感到思想及学术潮流发展之趋向,将众多零散的思考凝聚成一个口号,这是一种本事,需要某种“先知先觉”,更需要胆略和气魄。要说对西学的理解,严复远在梁启超之上;要是国学修养,梁启超也无法与章太炎比肩。可作为思想潮流被史家再三提及的,首先还是梁启超的“革命”论述。

胡适评价他: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影响太大而自身成就甚微。

诸多研究者对梁启超的研究集中在其人物生平、学术史研究和与同时代学术大师比较研究之上。黄敏兰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还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陈丰认为梁启超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年鉴学派有相似之处;王也扬认为梁启超是我国最早对历史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给予重视和研究的学者,他首次提出的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把我国历史学研究从历史认识论提升到历史本体论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历史哲学色彩;张昭年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实际上是文化史,遵循文明史——普遍史——专门史——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文物专史”,广义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关系),这些研究稍具新意。

应其人生之三经历,其史学研究也呈现出三个阶段(日本神谷正男):1、收到进化论的影响;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3、开拓史学研究方法总结期。具体表现为:

1895——1900,跟随康有为,作《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将庸俗进化论与公羊学“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君史——民史;

1901——1920,戊戌失败东游日本,作《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诞生”,提出民族——国家史观,史学的四弊、二病、三难;

1921——,携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游历欧洲,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其最有特点的应为其专史研究(民国时期北大历史系也曾提倡专门史和文化史,朱希祖社会科学化改革但最终失败):

民族史:《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太古三代之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文化史:《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

思想史:《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子墨子学说》《儒家哲学》

当代史:《戊戌政变记》《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比蒋廷黻、罗家伦——费正清、郭廷以、邵循正一脉更早)

世界史:《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小史》《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

人物传记《南海康先生传记》《李鸿章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郑和传》《王荆公》《管子传》(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学术史:《论中国学术思想之趋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文学史:《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诗话》《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人文地理(历史地理):《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

量化史学:《千五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

经济史:……

《清代学术概论》的版本:

1、1921 年 2 月初版,1930 年 3 月 8 版,1932 年 12 月国难后 1 版,《中

国学术史第 5 种(共学社史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2、 1930 年 4 月初版, 1934 年 7 月再版,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 1集 19 种(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3、1934 年 9 月国难后 1 版,1938 年长沙 3 版,1940 年重庆 4 版,1947

年 2 月沪 5 版,马宗英、谢六逸主编《大学丛书》,王云五等编《新中学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

4、1943 年初版,1944 年再版,马宗英、谢六逸主编《大学丛书》,重庆:商务印书馆。

5、 1954 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北京:中华书局。

6、 1985 年,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7、1996 年,《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思想史类丛 10)》,北京:东方出版社。

8、1996 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9、 1998 年,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蓬莱阁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0、 1998 年,席子杰、迟双明主编《中国古典名著第十二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1、 1998 年,《传世名著百部》(第 52 部),北京:蓝天出版社。

12、 1998 年,《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旧籍新刊),长沙:岳麓书社。

13、 1999 年,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第五十四籍),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14、 1999 年,张宏儒主编《中华学术十大奇书》(第十部),北京:团结出版社。

15、2000 年,马跃东主编《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第四十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6、 2003 年,《饮冰室文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7、 2004 年,《国学基础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2005 年,《世纪文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2006 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外译本:

20、 1942 年,《清代学术概论》,东京:田中庆太郎发行。

21、 1959 年,《清代学术概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注:港台地区版本及梁启超文集、饮冰室合集收入的《清代学术概论》未记入)

《清代学术概论》文本解读

朱维铮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导读中提到五四运动与一战对梁启超先生创作《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提炼了梁启超先生“学政之间”独特品质和诸家包括其自身对自己的评价,由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书写,引申到本书的创作渊源。

在创作顺序上,《清代学术概论》在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而《清代学术概论》之前身又为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之序言《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其大概作于1920年略前,梁启超在其《自序》中表明,除了蒋方震的关系外,他作《清代学术概论》也与胡适关系密切。(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记之”)而同时章太炎的《訄书·清儒》则至少作于1900年之前,在内容上二者有耦合之处,所以周予同先生首先指出“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从章太炎《清儒》中来”。又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以追溯至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现代学术史被认为是由梁启超和刘师培共同建立,该文载《国粹学报》一至五期,1905年2月至11月,也早于梁作。而梁启超将学术史起源说成黄宗羲,被认为掩盖其借鉴章、刘二人著作。

(一)清代学术之脉络

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


以明末三大家为清学之源,而三大家之中尤以顾炎武为宗。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与胡渭《易图明辨》,一使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为伪书成铁案,一使《易》还诸羲、文、周、孔,使《图》还诸陈、邵。此二者一方面开疑古科学思潮,另一方面与清末崔东壁及后来的顾颉刚相呼应。就清学而言之,经学推顾炎武,史学推黄宗羲,黄宗羲传自刘宗周,下又传万斯同、黄百家、全祖望、章学诚。王夫之开唯物主义之先河,在《正蒙注》中提出“天理在人欲之中”,合乎戴震之遂欲达请。同时期的还有颜元,主张“学问固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梅文鼎为清代算学之宗,顾祖禹为清代水地学之宗,皆有清末算学(包括格致学)、西北史地学(包括域外史地)与之呼应。据《广阳杂记》记载,刘献庭曾作《新韵谱》,吴修龄谓其为仓颉以后第一人,于九流十家都有涉猎。此为清初启蒙时期。

张舜徽: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清代扬州学记》)

主要讲王懋竑、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汪中(号称清代骈文最工,与孙诒让皆治墨学),然扬州之学,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人不谈。不仅扬州之学,浙东、浙西之学,四川之学、湖南之学、广东之学也不谈。

杨念群所著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试图突破以“事件史”和“政治史”为主体运思脉络的时间叙事框架,采用区域文化背景的界分方法概括描述近代知识群体流动与各个重大变革运动之间的互动呼应格局。 本书中涉及了三个区域知识分子与不同学术话语的传承和渊源关系。本书集中探讨的是近代知识群体的活动如何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形成支配近代时局变动的关键因素,以期突破以往“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互不沟通、互有界限的传统语式。通过透视区际间知识分子凭借某种社会实体或组织传导其富有区域特征的群体构成范式,把“思想史”的命题部分地转换成了一个近似“社会史”的命题,同时仍关注于某种思想对某个区域组织的渗透干预作用。

浙东之俞樾、章太炎,四川之廖平、蒙文通、刘咸炘(罗志田、杨天宏、王东杰、王奇生),湖南之王夫之、曾国藩、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杨树达,广东之朱次琦、康有为、邓实、梁启超等。

此一阶段为清学之全盛时期,正好处于康雍乾盛世,以惠栋、戴震为宗主,派分吴皖,其中戴震又为清学之宗,以纪昀、王昶、毕元、阮沅为护法,此四人多官至内阁学士和地方督抚,颇有政声,又醉心学术,以幕府体制推动学术发展。吴派主张“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由惠士奇传至惠栋,惠栋又传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皖派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由江永传戴震,戴震在乡梓、京师各传一批弟子,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王引之传俞樾、孙诒让,又传章炳麟。章炳麟智过其师,亦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胡适者,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戴则“作者”。二者共同构成清学之正统派,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

经学为清学之附庸,小学又由经学附庸为大国,音韵学又为小学之附庸,关于经史考证与经史关系最著名的当属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赵翼、王鸣盛、钱大昕都以考证名世。

水地学方面,顾炎武、刘献廷皆酷嗜地理学,所著书皆未成,而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言形势阨塞略尽,后人莫能尚,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途。考证各史,通考历代。嘉道之后徐松著有《西域水道记》《汉水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张穆有《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研究元史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开始端绪,气候竟不光大。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而活学变为死学,惟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

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最近复有龟甲文之学。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其功力尤钜者,则所校勘多属先秦诸子,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味……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堪及于诸子。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戴、卢、孙、毕诸贤,乃通取古籍而校之。。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采自《永乐大典》者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先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函山房辑佚书》皆在此列……以上朴学、经史考证、水地、天算、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皆为正统派之支流者。

此时在正统派之外,信奉理学、心学的还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拥戴宋学的还有汤斌、李光地、魏家枢、魏裔介。还有桐城古文派为潜流,他们上追曾巩、归有光,由方苞、姚鼐传至曾国藩(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戴、钱非之,认为主流派和古文派有道艺之分。乾隆全盛时,有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词则纳兰性德,曲则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小说》则《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散文则桐城派“司空城旦”,骈文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方东树《汉学商兑》,回护宋学。阮元《性命古训》、陈澧《汉儒通义》(汉儒言理学)《东塾读书记·朱子》,讲朱子也言考证,实际上是调和汉宋。

调和过程、时局变化、西学输入及正统派内部尊古、善疑、反动精神,将汉宋之争引入今古文经之争,常州武进今文经学派兴起,最先庄存与,又传刘逢禄,再传龚自珍、魏源,再传康有为,而至于陈千秋、梁启超、崔适。今文经中心在《公羊》,其重要注疏有何休《公羊传注自序》、戴震弟子孔广森《公羊通义》、武进庄存与《春秋正辞》、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讲究“张三世”“通三统”“据鲁尊周”“受命改制”等。

在儒学发展目前,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作者艾尔曼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作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本《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著作。

(二)关键人物: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

汪中《国朝六儒颂》: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兴。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

顾炎武:《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对理学(儒表佛里之学)、心学(狂禅,满街皆为圣人,中国的“因信称义”)之反动(“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王伯安之良知是也。”),“五经亦史”(经学即理学,与“六经皆史”不同,实际上是为了反对王学),讲究遗创、博证、致用,其学不俗、不古、不支。

黄宗羲:《明儒学案》《律吕新义》《易学象术论》《易图明辨》《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朴素的民主思想,开清学史学一支。

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相宗洛索》《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刘献廷: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仁学》)

戴震: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不以不蔽己,不以己自蔽。认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章炳麟评价:戴学条分缕析,今密严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其《孟子字义疏证》讲究遂欲达情(晚明李贽、李渔等),斥宋儒之糅合儒佛。

惠栋:考证“群众化”,社会学词汇。绍述阎若璩、胡渭。江藩《汉学师承记》:(惠栋)博闻强识,尊古守法。“凡古必真,凡汉必好”。王引之: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五伯申手札)顾、黄、王、颜诸家所治非汉学,戴、段、二王也非汉学,纯粹汉学,只有惠氏一派。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

章学诚:前……已述,其“六经皆史”尊《七略》,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龚自珍、魏源:龚自珍为段玉裁外孙,既受训诂手段,而好经文,说经庄、刘……往往引《公羊》讥切时政,詆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龚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又是一梁启超,又是一傅斯年)魏源有《元史》《海国图志》,龚自珍有《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

康有为: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旧说。平,王闿运(《湘军志》《绿营兵志》)之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到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静密,今文派之后劲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认为古人创法立制之精义高于义理心性,义理心性又高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有为学于朱次琦,以《春秋》张三世之义说《礼运》,谓“生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大同书》主要要旨在于毁灭家族。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于荀卿(汪中语),启超讲学最契之友为夏曾佑、谭嗣同。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也,而自谓必出孔子;戴震全属(用“合”比较好)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心”。“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启超实为解放思想之陈涉,晚清思想史之结束人物。(傅斯年在延安窑洞,亦与毛泽东有此语)

谭嗣同: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从杨文会闻佛法。幼治算学,尽读“格致”之书,又治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作《仁学》,冲决落网,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认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认为《仁学》是“世界主义”,其“国家主义”太过偏狭。

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太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种族革命论”,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会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孽(?)乳,皆以音衍。

(三)清学史上一些现象

著书之旨趣:复古求解放,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解放。

戴震的科学精神:归纳法、客观、实证、怀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清学三段论之转向:国初之学大(明清易代,反动王学),乾嘉之学精(清高宗开四库馆修《一统志》,撰《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毕沅、阮元等权贵支持;淮南盐商的支持,琉璃厂书商的支持),道咸之学新(尊古、善疑精神,咸同之乱,鸦片战争之后西学输入)

清代学者社会:清儒不同明儒喜好结社,书院讲学,主要靠札记册子。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二重对话》中记载曹寅通过书画诗文与纳兰性德等人构成的文化人际关系网络。

本书充分运用红学界丰盛的成果,利用网络时代的文史研究新环境、新方法,发掘新史料并带入新视角,对曹家先祖、家族血缘世系、姻亲网络等进行精致的考证,对曹雪芹个人的交游、《红楼梦》在清代的流传、影响研亦有深入研究。其中对纳兰家六姐妹的考证是亮点之一。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原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之序《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所扩充,所以颇多比附,清学以复古求解放,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是相通的,但不管是晚明三大家还是戴震,其科学精神犹如资本主义萌芽,仍旧无法完全挣脱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束缚,在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启超言中国文学美术之复兴,以后见之明看,确实如此,但模棱两可,并不突出,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之后,因为之前丑恶太甚,才引发全社会的“美学热”(李泽厚、朱光潜、宗白华等)。以宗教改革比附欧洲,似乎犯了雷海宗、林同济的错误,虽然清末巨子多受到佛学影响,但中国的宗教性远不如欧洲,倒是儒家似乎出现了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嬗变,新儒家、新佛学、新道学、新墨学、新法家等三教之学和诸子之学实现“创造性转化”(林毓生)或“转化型创造”(李泽厚)。

李约瑟之问: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过密化(黄宗智)、内卷化(杜赞奇)、高水平陷阱、大分流(罗伯特·弗兰克)、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

几种清学史(梁启超及《清代学术概论》之参考书目)

梁启超与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学术旨趣之异同,周予同、侯外庐、杨向奎、朱维铮之论著(略)

梁任公并未远去

梁任公开“新史学”之门,此20世纪学术史解释范式由WXD、JM、CF等开创(另一最具解释力的范式为史料派、史观派、会通派,前二者大概与“新史学”“新汉学”相当,第三者开创人物为傅衣凌、梁方仲【民国时期在中研院社会所陶孟和之下】,衍生为经济史【新史学中四大支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公共史学和口述史学正在发展之中】、历史人类学等,风靡当下)夏曾佑、张荫麟、何炳松等佐之,朱希祖在北京大学,朱谦之在中山大学进行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改革实践,可惜被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所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语言与历史研究所拦腰斩断,“新汉学”上接古典学术,外援德国兰克史学和法国汉学,虽然促进中国史学之近代化,但客观的讲仍旧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梁任公开创的新史学,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左右殿军,均在30年代之后开始兴起,重视社会史和经济史,一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1949年之后大陆官学,一者讲究生命史学(?),随着国民党的败退,失去其影响力。文革之后,鲁迅失语,郭沫若污名化,陈寅恪和胡适走上神坛,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之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易位,史学界为胡适、陈寅恪之宗仰者所占据,几位汉学界的天下。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三十年细碎实证的发展,史学界出现“碎片化趋势”,一方面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大热,另一方面计量史学、历史地理学、公共史学、口述史学等跨学科门类发展起来,WXD先生预言: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正在终结,人文学术将从边缘走向复兴,中国学术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YNQ先生也呼吁:人文研究再出发,重提政治史研究,以“文质论”代替“进化论”,LBZ、HZZ独具特色的“江南”、“华北”研究,LZH的“王权主义学派”,YNQ提出“中层理论”,中国史学本土理论开始提出,比较史与全球史的兴起等趋向,都预示着“新史学”正在重新回归主流。

而预其流者正是YNQ先生,其为杨度和任公哲嗣,除了文史互通之外,与任公不同的是,他不再过度强调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而认为未来中国史学的任务应该是去社会科学化。他以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演绎出中国史学的“感觉主义”。创办《新史学》刊物,云集WQS、HXT、WLH、YXZ、SJ、WD等一批全国主流高校的中生代学者,正在成为未来中国史学之殿军。而稍分其势者,为ZZZ先生弟子、上海师大社科处处长CH,其所办《新史学》,为西方史学理论之大本营,实际上受到德国历史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一脉在国内有YP、ZZZ、HZW、PG、CC等。法国(包括瑞典等国)汉学已在美国“中国学”之前衰落,英国EP汤普森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衰落,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文科科研经费,日本安倍政府取消了日本的“国家社科基金”,日本汉学在完成其侵华任务之后,持续衰落(虽然其中古史仍旧有相当实力,敦煌学超过中国很多),德国历史哲学之影响力持续增强,可预见其前景,世界传统史学重镇仍有相当实力,德国史学前景看好,中国史学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台湾中央院亦保存一《新史学》,此《新史学》具体内容尚未详细调查,但近年来台湾之学者有如韩国之明星,风靡大陆,如WFS、HJX、WMK、WRZ、HKW等频频亮相,应当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接续民国传统上,除了“新史学”之外,还有山东大学DZX先生主编的《国学季刊》,北大和南大的“新学衡”,南大的“新古史辨”等,“新青年”退隐,大陆学界保守气候依稀可见。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选择以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为背景,通过对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代表的“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文化心态的描述,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陈平原、王学典、杨念群、汪晖、陈恒为现代人文学之呼吁者,前二者分别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史之概念。

由学者入手,是治近代学术史的一把钥匙,横向看来,学府——学刊——学人构成一学术场域,学府即民国大学校史,这方面SYF、SSW、WDJ、JBL、XXQ、LC成果最显,他们化“内史”为“类史”,提出国家与社会、学术与政治、中央与地方的分析框架,将校史研究与学术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口述史等结合起来,将大学校史研究引入新境。学刊方面ZBM(《新青年》和《学衡》)、ZYH、LJX(?)等有着深入的研究,此不赘言。学人方面,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等相对于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更具有学术史的价值。纵向言之,中国学术呈现出官方主导——同行评议——项目机制——期刊体系——市场转化——史学传播的发展路径,李渔先后创作《闲情偶寄》《笠翁对韵》《肉蒲团》《玉挠头》等作品,在学术书写、传播和生产上改变其形态,他经营文化产业,是园林专家,构建政商学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学术闭环上有关键的影响。21世纪以来项目机制与期刊体系深刻改变当下中国学术形态,2015年以来,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突入学术传播闭环,JRM提出网络史学、ZB提出数字史学,HYN提出e考据,MY和CC探讨微博和史学传播之关系,LZH、ZBM等纷纷介入其书写,人文科学的数字化现象甚至被评为“2016人文科学领域十大热点”之一,人类学领域提出“微信民族志”和“互联网人类学”,此中路径和分析范性仍在尝试之中,将以另文详叙,此处不表。总之《清代学术概论》给我们的启发不仅仅是清学之脉络,更是“新史学”之精神,是王学典先生“书写当代史”的责任和担当。

本书为作者关于20世纪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相关论文结集,大多发表于《历史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作者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本书所集诸文,正是围绕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而展开的。全书描述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形态及发展脉络,梳理了两大学术谱系的对立与整合,并对当今学术史情境下如何治学有所建议。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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